然而，只要仔细审视印度的政治经济发展史就不难发现，与其说印度主动选择，不如说印度是因为种种限制而被迫走上了这条与比较优势背道而驰的发展道路。
与零星的高端服务业和野蛮生长的非正规服务部门相比，工业制造——哪怕是看起来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土地征收、劳工制度、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的要求反而更高。这也是为什么虽然印度用工价格低廉，但是却依然难以把劳动力成本优势转化为优势产能的原因。毕竟，面对遥遥无期漫天要价的土地征收、冗员无数尾大不掉的劳工体系、供应短缺价高质低的基础设施、权力寻租无心发展的官员，再低的用工价格也无法补偿巨大的隐性生产成本。
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不涉及大量的土地、劳工问题，对交通能源基础设施要求也比较低（比如呼叫中心靠自备电源和电话线就能营业，不需要考虑交通网络、港口物流等问题），因此反而就成了“门槛较低”、“易于发展”的行业。从这个角度上说，印度发展制造业面临的核心挑战在于如何激活和利用其资源禀赋，从而在国际经济竞合中更好利用其内生的比较优势。
为工业“补课”的战略
在这种背景下，莫迪的“印度制造”战略实质上就是印度工业的“补课”之举，因为当政者开始意识到没有坚实的工业基础，仅仅靠服务业和高端产业根本不可能撬动印度这种10亿人口级别的经济体走向现代化。
因为这种“补课”的本质，“印度制造”战略的重点恰恰在于产业政策之外。
虽然印度政府在“印度制造”的框架下明确列出了汽车、电器、通讯、电力等十几个重点扶植的产业，但是比起这些具体的产业政策和行业指导，更重要的是印度政府在工业生态和营商环境方面的改革，毕竟长期限制印度制造业发展的主要桎梏并非产业因素。换句话说，莫迪政府在土地、劳工、税制、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改革举措构成的广义“印度制造”战略才是真正决定印度工业化进程的核心关键，其重要性高于涉及具体产业的狭义“印度制造”。
战略实施的难点
一个观测“印度制造”能否顺利实施的角度在于印度深化改革的力度和改革遭遇阻力的大小。实施狭义上的“印度制造”战略仅牵涉到少数行业精英和相关政府官僚，并没有组织化和政治化的反对势力。因此，只要莫迪下定政治决心，他仅靠动用行政资源就完全能摆平产业政策改革所遇到的阻力。
与此对应，想要实施广义上的“印度制造”战略就会触动高度敏感的政治“化学反应”，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例如，土地征收制度改革涉及人数众多、分布极广的农民阶层；劳工制度改革涉及组织严密、选票集中的各行业工会和公共雇员；而税收制度改革，例如商品与服务税（GST）则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博弈。毫无疑问，想要推动这些难度极高的改革，仅仅靠领导人的决心是完全不够的，还需要周全的政治动员、精密的利益权衡和巧妙的施政手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