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希望他看见“每天在生产线要举起3000次手臂、常常被保安无理叱喝、住在拥挤宿舍中的一个个员工，也是别人的儿子，也是别人的女儿”。但假以这样“温情”的目光看待这个世界，这样的“血汗工厂”、这样的流水线作业方式、这样扼杀人类生命热情的生存模式根本就不应该存在。然而，真正悖谬之处在于，这样的存在，的确养活了很大一批人。事实上这不仅仅是鸿海的困局、“中国制造”的困局，也是人类工业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大困局。
随着整个代工行业内外阻力的累积，“在别人认为没有利润的地方，做出盈利，且不是小数目”，这个郭台铭过去曾引以为豪的商业模式，正成为其继续前行的裹足枷锁。
像鸿海这样的代工企业，几乎承担了整个产业链上的所有风险，却把最大的利润留给了上游的品牌大厂。数据显示，一部价值五六千的手机，苹果公司毛利率40%，鸿海却不到10%。尽管随着廉价劳力发挥到极致，成本已经被压到最低。而在资本市场上，自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鸿海股价已大跌逾6成。
当企业被逼到墙角，要么坐以待毙，要么主动转型。郭台铭或许早就已经在思考转型。在2013这一“关键年”，郭台铭的一系列动作或可佐证：闭关两月，舰队分拆，大小通吃，布局最后一里，甚至向他素来厌恶的三星看齐——建立自有品牌。这一系列的动作，被媒体称作鸿海的“世纪转型”。
一个企业无论是何种体制，其文化都无法抹除创始人和领导者的个人印记。有人对郭台铭这般评价：既宽容又严苛，既温和又暴躁，既慷慨又节俭，既单纯又狡诈。这个评价也算精确地击中了鸿海的矛盾与挣扎。而鸿海正在努力甩掉“代工之王”这一“血腥桂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