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现代制造业仿佛一座楼房，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地基上，这个地基就是交通、城建、水电、社会服务等必要的基础设施，成熟配套的司法体系和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及稳定的政局。而这三点，撒哈拉以南的大部分非洲国家或部分、或全部不具备。
南部非洲各国基础设施近年来虽然有所发展，但交通、能源等方面问题多多，大多数城市停电仍是家常便饭。在非洲约9亿的总人口中，有2.5亿人口生活在完全无电的环境中，即使有电，电压也十分不稳定，这对制造业发展构成瓶颈。此外，南部非洲各国基础设施“欠账”太多，如道路、桥梁、码头残破不堪，年久失修且不成网络，对于制造业而言，这不仅意味着运输成本提高，更意味着产品的回款周期被拖长。
虽然非洲劳动力成本低廉，但劳动效率差、技术含量低，且大多数非洲劳工是文盲、半文盲，职业培训往往要从扫盲抓起，这对于本身就有语言、文化障碍的中国经营者而言，难度实在太大。非洲人的价值观、生活和工作习惯都和中国人不同，中国经营者惯用的加班加点、合同第一、奖金刺激、封闭式管理等，在许多当地劳动者乃至当地社会意识中都是无法容忍的“恶劣经营行为”，容易引起反感，这显然会导致生产经营成本的提高。
南部非洲许多国家政局不稳，有的政府朝令夕改，时而用各种优惠吸引、鼓励外资，时而又将原先政策全部推翻。一些国家虽然较稳定，却贪腐成风，效率低下。更麻烦的是，许多非洲国家治安状况恶化。
中国制造业产能向非洲大规模转移的前提是，非洲各国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逐步还清基础设施的“欠账”，同时其国内、国际环境有实质性改善，第三产业、服务配套等发展到“适宜制造业落地”的水准。否则，与其冒着巨大风险在非洲生产“比直接用船从中国运来还贵”的“非洲制造”，还不如直接从服务业投资开始，一来船小好调头，二来服务业的发展也有利于制造业“宜居”环境的建设。
美国“再工业化”给中国启示
2008年的一场金融危机让美国人彻底明白，只靠金融只靠现代服务业是不能够支撑起一个大国经济的。在此之后，新上任的总统奥巴马力排众议，向濒于破产的通用汽车伸出了援手，让这家重病缠身的汽车企业终于活了过来。在第一个任期里，奥巴马多次前往底特律、芝加哥等老工业城市，向工人嘘寒问暖。在和病中的乔布斯见面的时候，奥巴马还认真的提出了一个看起来有些过分的要求：“为什么不把苹果的生产工厂搬回美国。”奥巴马的所作所为，早已不能被看作是为了赢得选票向工人阶级的示好，重振制造业已经成为美国政府到民众的普遍共识。